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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宗良刘尔卓 李佩珈 导语:近年来,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 【原创】宗良 刘尔卓 李佩珈: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银行业国际化

    发布时间:2020-12-23   分类:澳门博彩集团官方网站

      作者 | 宗良刘尔卓 李佩珈

      导语:近年来,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当前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破题之道,是中长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也给银行业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银行业调整和优化海外机构及业务布局,更好地服务于“双循环”战略。我们总结了中资银行当前国际化发展的特点,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银行业国际化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金融支持“双循环”建设的思路与策略。

      一

      引言

      近年来,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末,中资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的总数达到1200家左右,经营区域覆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机构数量的迅速增加,提升了中资银行的国际地位,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服务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方略。不过,最近几年,部分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了本国利益至上的政策,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这给我国实体企业和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再添变数。为应对当前更加复杂的外部形势,党中央分别在5月14日的政治局常务会议、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和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和诠释了“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战略部署。其中,在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这一新发展格局之下,反思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助力“双循环”格局构建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要求重要产品的整个供应链环节,包括生产、分配、消费等主要在境内完成;而发挥“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作用就需要进一步从国外引入高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促进高科技领域的对外交流以及境内资本的国外投资。

      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支持“双循环”发展与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银行通过在海外设立代表处、开设分支机构和直接并购外资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自身也实现国际化经营。另一方面,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境外资本向中国汇聚,既包括允许境外机构参与持有境内银行股份,乃至参与境内银行经营决策等,也包括境外发债、扩大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等。其中,后一层含义在当下“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政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在具有国有资本背景的企业对外并购和开设分支机构日益受挫、中资银行经营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合理引入境外资本,有利于促进中资银行与境外机构的互动,同时也是促进中资银行学习国际银行经验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说,这部分资本也将成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资金来源。

      在当前形势下,中资银行呈现海外机构迅速扩张,以境外并购为主的国际化手段,业务布局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调整,境外业务利润来源集中,海外员工结构以华裔为主的特点。未来,中资银行应根据“双循环”对金融业国际化提出的新要求,着力于帮助中国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安全性。一方面,跟随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资源能源企业的跨境并购与合作,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另一方面,加快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引导全球资本尤其是高质量资本向中国汇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守住金融安全底线。中资银行业顺势做好调整和应对是未来的重大课题。

      二

      当前中资银行国际化的主要特征

      海外机构数量快速扩张

      随着中国金融业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数量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的数据为例,2014~2019年,两大银行的海外机构数目总体呈上升态势,海外机构数的年度增长率达到了2.13%。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境外机构的总数最高位于2010年,达到了1187家。2011年,两大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目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年中国银行调整了海外机构的统计口径,非营业和非金融机构不再纳入统计范围所致。而2015年后,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境外机构总数稳定在1000家左右,这体现了目前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正在逐步走向调整和稳定,暂时停止了快速增长的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年报。

      图1 2005~2019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海外机构总数和年增长率

      境外扩张模式呈现建立分支机构与海外并购并行的趋势

      中资银行主要通过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和境外并购两种模式实施国际化战略。以2006年为界限,2006年之前,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模式主要以设立分支机构即开设分行为主。而2006年以后,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展模式以发起跨境并购为主。其中,2006~2019年期间,根据年报的不完全统计,工商银行共计发起了13起并购,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发起了5起并购,招商银行(600036,股吧)发起了2起并购(见表1)。资金规模较大的并购有:2006年,建设银行全资收购美国银行(亚洲)公司;同年,中国银行全资收购了新加坡航空租赁公司;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以22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巴克莱银行3.30%的股份。新的扩张模式加速了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同时,依托被并购方的客户资源和渠道,中资银行也增加了相关区域的市场份额,拓展了客户资源。

      表1 2006~2019年中资银行海外并购总结(部分)

      资料来源:各主要银行年度报告。

      业务布局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调整

      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发展态势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也表现为总体布局上的调整。传统上,中资银行的海外发展思路主要立足于欧美金融中心,但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推进,中资银行的布局正在逐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进行倾斜。

      以中国银行为例,2012年成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代表处,这是中国在非洲大陆继赞比亚和南非之后设立的第三家分支机构,也是中资银行在东非设立的第一家分支机构。同年7月,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在北欧国家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开设分行,这亦标志着中资银行在北欧的第一家分支机构的设立。2019年,中国银行又相继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设立分支机构。根据2019年末的统计,中国银行共计参与超过600个“一带一路”的重大项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超过1600亿美元的授信支持。类似地,中国工商银行也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根据2019年底的统计,工行共计在48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428家分支机构,以参股方式间接涉足了20个非洲国家的银行,并以代理行关系的方式与143个国家和地区的1445家境外银行建立了联系,在“一带一路”沿线的21个国家开设了129个分支机构。

      境外资产分布偏于集中,非港澳地区境外业务体量较小

      中资银行业的境外利润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这导致整体行业境外利润风险过于集中。截至2019年底,中国银行的海外资产规模已经达到6.2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各中资银行海外总资产的43.09%。故我们以中国银行为例来看资产分布过于集中的问题。中国银行的资产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在其他地区的业务规模仍偏小。2019年中国银行的境外总利润达到726.08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港澳地区的利润就达到了568.43亿人民币;而来自于港澳以外其他境外地区的利润仅为157.65亿元人民币。从数值上看,前者达到了后者的四倍。通过绘制中国银行的境外利润占比和除港澳台境外利润占比的时序变化图可以发现,2005~2019年,中国银行除港澳之外的境外利润占比保持在5%之下,总的境外利润占比位于25%左右(见图2)。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历年年报。

      图2 2005~2019年中国银行的境外利润占比和除港澳境外利润占比

      经营利润来源过于集中,使得银行无法充分获得国际化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分散效应。如果可以更合理地调整利润的国际化分布,降低境外利润之间的整体相关性,系统性风险对银行境外利润的冲击或将大幅降低。更进一步,相对于庞大的境内业务,各主要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量较小。以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为例,截至2019年底,除中行(20.96%)外,其他国有大行境外贷款的比例不超过其贷款总规模的10%(见图3)。

      数据来源:四大国有银行2019年年报。

      图3 2019年四大国有银行境外贷款规模

      及其相对境内外贷款总量占比

      海外员工以中国员工为主,海外服务能力有待增强

      目前,海外员工结构仍以外派中国员工或当地华裔组成,海外服务能力相对较弱,未形成较大的当地客户群体。中资银行驻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大多为华裔,这虽然降低了境内外进行业务协调的成本和难度,但也存在对当地了解不够充分的问题,难以真正实现本土化。而且,目前海外银行的业务仍主要局限于存贷、汇兑、结算和清算等业务,缺乏对东道国当地针对性产品的研发,难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目前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客户群体主要以境外的当地华人华侨客户为主,中资银行仍需加强自身的声誉建设,提升在当地居民心中的品牌形象,培育形成当地客户群并提高客户黏性。

      三

      “双循环”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提出的新要求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资银行要调整发展思路和模式,更好地提供金融支持。

      扩大内需是“双循环”发展的核心,要求中资银行应积极筹集资金促进国内循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而在“双循环”背景下,提振消费,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促进消费的升级,需要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资本的投入。相应地,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资金供给方——银行,需要积极寻求内外部资金来源。作为最早走出新冠疫情困境的经济体,迅速的经济复苏已经使中国和境外各主要国家产生了较大利差,中资银行如果能把握机遇,及时在境外寻求低成本的债务融资,无疑将有利于促进“内部大循环”的顺利运行。

      “双循环”是统筹国内国际的双循环,要求中资银行应优化境外机构的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双循环”不是简单的闭关锁国,而是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要继续坚持在境外建立分支机构。同时,针对中资银行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分支机构布局不合理和员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及时调整结构。一方面,对银行境外机构的区域布局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对银行境外机构人员构成和客户结构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拓展除港澳之外利润收入来源,雇佣更多当地员工,进一步发展当地的本土客户群体。与此同时,考虑到疫情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无限量QE政策,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向世界各国转嫁自身的疫情冲击。这让世界各国再次对以美元为核心的支付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安全性产生怀疑。中资银行应当积极借助“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在沿线各国建设和形成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体系和支付体系,拓宽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场景,逐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双循环”强调产业链布局优化,要求中资银行应帮助企业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构建更加稳定的供应链网络。在“双循环”下,作为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国内搭建完整的产业结构。在疫情冲击下,有关国家意识到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将难以保证紧急状况下的国内供应安全,这也要求我国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性、稳定性。一方面,避免所谓中低端产能过早转移到国外,防止产业空心: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持续走出去,防止产品断供。从这个角度上看,中资银行在下一步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跟随企业“走出去”“引出来”的步伐,帮助国内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构建更加稳定、安全的供应链网络。

      技术创新依然是“双循环”的关键,要求中资银行在国际化中对创新活动给予更多支持。技术创新仍然是“双循环”发展模式下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在整个产业链体系中,我国企业仍然处于中下游位置,核心技术仍然为发达国家所垄断。我国企业若想向中高端继续迈进,就必须走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发展之路。企业若想完成技术的升级和产业链地位的提升,一方面,需要靠自主研发投入;另一方面,需要收购国外的先进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来开展合作,从而提升本土企业的制造生产技术。为此,中资银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更加方便的形式支持中资企业进行新技术研发以及完成对境外高技术企业的收购。

      金融安全是“双循环”发展的底线,要求中资银行开展境外业务应注意控制风险。在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增多,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加大,监管政策日趋严格,我国企业走出去或将明显放缓,中资银行的经营压力也将趋于上升。一是全球跨境活动和跨境融资需求下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30%~40%,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9.2%。二是监管日趋严格增加银行海外经营的合规成本。2020年以来,美国加强海外企业在美上市的审查力度,欧盟、日本、新加坡、中国等都纷纷更新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监管框架和机制,进一步强化银行海外经营的合规监管力度。三是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高波动、高损失风险。受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2020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股市迎来“熔断”潮,熔断国家之多、次数之频繁、跌幅之大,均为历史罕见。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达到极致,新兴经济体货币普遍贬值,能源、矿产类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未来全球金融市场依然运行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下一步,中资银行国际化业务应更加注重风险防范。比如,高度关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做好流动性风险防范,更加注重监管合规;做好极端事件发生的准备,提前设计应对方案,减少因意外政治事件或贸易摩擦使中资银行境外业务遭受损失等。

      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策略

      结合当前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对“双循环”下的银行国际化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优化全球化布局,适应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新格局。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经济发展前景,调整并优化境内外市场业务比重,实现量和质的新平衡。及时调整国际化区域布局,加大对亚太地区的业务渗透和网点布局力度。重新评估、动态调整部分地区的经营策略和业务结构,降低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别或行业风险暴露。关注国际大型银行收缩的并购机遇,在拟“深耕”地区开展高质量并购。优化基于国别维度的资产与负债摆布,在低利率地区加大负债吸收力度,相应地增加高利率地区资产配置比重。加强海外线上业务投入,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在境外的使用。

      提升全球金融服务能力,支持构建新型全球产业链。一是支持中国企业优化产业链,优化境外结构布局,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基本思路。二是支持国际产能合作,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试点,加快建设一批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境外合作园区。三是加强交易银行业务,实现“去美国化”下的全球化。交易银行业务包括支付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资产托管和现金管理等,对于重构全球产业链体系将发挥重要作用,中资银行要根据企业跨境资产摆布的新变化,帮助跨境企业做好资金在境内的归集,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四是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顺畅运行、稳定供应链、产业链。综合运用股权投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在风险较小地区的项目;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协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金融支持。

      加速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全球经济正从IT时代加速向数字化时代演进,数字科技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动力,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势在必行。从全球数字化领先商业银行的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需要长期、高额的持续战略投入,因此必须有明晰的战略定位和全面的战略布局做支撑。要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自身数字化转型定位,因地制宜打造强有力的战略支撑体系,以金融科技和业务创新为驱动,用数字思维重塑业务和服务流程。结合自身“基因”确定具体的数字化转型步伐、节奏、目标和重点,推进产品、营销、渠道、运营、风控和决策等全面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把数字化贯穿到银行变革与发展之中,实现数字化的自我赋能。

      有序拓展境外金融债券尤其是相关人民币债券业务。在疫情扩散过程中,为了对冲疫情的负面影响,各国央行都推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或负利率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常态。在此背景下,宜加大境外债券发行力度:一是这在短期内将直接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提升银行的业务利润。二是有利于增强境外负债管理的主动性。境外发行债券可以将中国境外原有的被动负债模式变为主动负债模式,改善境外的客户组成结构,提升境外当地客户比例。三是有利于提升投行业务的实力,以债券发行带动客户结构的转变和投融资等多元化发展的能力。提升中国银行在境外机构投资者当中的品牌影响,赢得国外客户的信任,以债券发行带动储蓄客户结构的转变,逐步提升境外本土储蓄客户的比例,从而优化境外的客户结构。此外,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利于境外机构增持金融资产产品,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占比,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完善全球资产负债管理,守住风险底线。一是针对负利率或零利率的背景,完善基于国别视角的全球资产负债管理。负利率使收益率曲线呈扁平化,长端利率较短端利率出现更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降幅大于计息负债成本率降幅,这显著压缩了银行净息差空间。欧洲主要上市银行的贷款/资产比例由61.6%降至60.6%,现金持有比例平均由3.1%升至5.1%。需要调整资产负债的全球化配置,在低利率或零利率地区加大负债,在高利率地区增配资产。二是加强市场风险管理。2020年以来,全球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等金融市场受疫情、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而持续大幅震荡,给银行市场风险管理造成了较大难度。当前,主要的市场风险包括部分主权国家债券大幅波动风险、股市暴跌风险、汇率波动风险等。三是积极应对可能的制裁风险。近年来,中美博弈日趋白热化。中资银行涉美业务包括美元清算结算、美元资产负债、与美资机构和客户开展的业务均面临较大合规风险,必须认真应对。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大学,

      其中宗良系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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